1150南京官场(3/5)

的生活，应该不是起居注官记录的，而是太监所记《内起居注》。所以，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居注，应该有《起居注》和《内起居注》两本书。现在皇帝年幼，《内起居注》自然是谈不上，要不该张居正管，宫里还有太后在。过现在张居正重提《起居注》，魏广德和吕调阳都是对视一眼。明朝皇帝，或者说中国历代大部分皇帝，其实对《起居注》都不怎么上心。起居注兴起于周，春秋时期随着记史理念的成熟，对帝王言行的记录才开始从礼乐活动向其理政活动方面扩展。两汉时期，开始将相关档案、记录独立成文，即《汉著记》。到东汉后期，“起居注”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于历史中。《起居注》发展这么缓慢，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后，帝王们普遍不重视这个东西。首先，随着“礼崩乐坏”以及“凭拳头讲道理”，礼乐规范对王朝、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。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，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。其次，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。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，营造神秘感，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。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，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，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。“流水的皇帝，铁打的门阀”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，也不在神秘。为了维护皇权，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。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《起居注》，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。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，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。这一时期《起居注》的重视度被提高，记录皇帝在祭祀、孝道、国政方面的“高大光辉”流传世人，也就是皇帝做表率。不过，就在《起居注》或能有重大发展的时期，历史进入唐朝，而大唐在立国初期就爆发了一件大事儿，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弑兄逼父、篡位的丑事。为了解释自己十恶不赦的罪行，他帮他的父皇重新整理并修改了“日记”，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理由，李世民也是煞费苦心，营造出一种被迫自保的形势。当然，对于读书人来说，李世民是一代明君，但是“玄武门之变”也是他不能洗刷的污点。之后的皇帝又纷纷不待见《起居注》了，因为李世民为《起居注》扬名，结果却是遭到读书人唾弃。两宋时期，虽然仍是专职专撰各任皇帝的《起居注》，